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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宋法刚

　　军旅题材的影视作品，如同中国当代的边塞诗，刻录着中华民族的风骨、气节和精神。那些真正动人的作品，总能令观众心潮澎湃。从《英雄儿女》中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王成，到《亮剑》中下令向妻子所在的城楼开炮的李云龙；从《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留给家人的沾满鲜血的欠账单，到《集结号》中谷子地给无名烈士墓戴上的洗净的头盔……这些人物和瞬间，勾勒出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担当与牺牲，打通了观众们“铭记历史、珍视当下、建设未来”的情感通道。

　　主旋律的新表达

　　得益于影视拍摄技术与后期制作水平的显著提升、产业链日趋成熟完善、群众对优质影视作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军旅题材影视剧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实现了颇有成效的创新。

　　一是拓展叙事空间。军旅题材的特殊性往往意味着不同的叙事空间承载着不同的历史印记。随着创作越来越丰富，更多的陌生空间进入叙事视野，也有熟悉的空间被重新书写。

　　影视工作者近年来创作了一批如《明月几时有》《西北岁月》等丰富革命精神、联袂人民情感认同的优秀作品。例如《明月几时有》通过香港东江游击队在日军侵占时期对文化人士的救援，再现了香港热血激昂的抗战历史。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抗美援朝战争成为近年影视剧的热门题材。《金刚川》《长津湖》《志愿军》等实现了真正的“大投资、大场面、大情怀”。作品既有中美高层军方的宏大叙事，也有前线士兵的正面交锋，将国家命运的兴衰和个体生命的存亡都精巧融入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中。

　　当下，中国军人的使命随着中国公民的全球步伐变得更加复杂和艰巨，其背后强烈的“故事性”也成为影视剧关注的重点话题。如《红海行动》将营救中国公民的行动放在了虚拟国家伊维亚共和国，《战狼2》将营救行动放在非洲国家。这些作品在宏大的国际背景下生动诠释了中国军队保障海外公民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强大行动力与坚定决心。

　　二是强化类型融合。类型创作是影视产业体系下创作者和观众在市场磨合中达成的默契，类型元素的融合既有利于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口味，也能够消除特定观众的审美疲劳，是影视剧创新的常用手法，军旅题材影视剧也不例外。

　　最具成效的是“军旅+科幻”，代表作品是《流浪地球》系列。该片大量硬核科幻元素建构的影像奇观带来视听震撼，极具创意的科幻脑洞与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叙事体系共同赋予电影人文性思辨的深度与主体性思考的广度，二者融合为一种超越国家的影像话语，拓宽军旅题材影视剧的受众边界。

　　“军旅+喜剧”也是有效的类型融合。例如《铁道飞虎》结合故事情节需要，将大量喜剧类型技巧和现实中的“梗文化”融入电影文本，实现了主旋律电影的幽默表达。

　　三是丰富创作手法。影像风格方面，《云霄之上》突破了以往画面造型的既定范式，在高度的美学自觉中将诗意熔铸于电影的影像时空，这样的影像风格并非抛弃现实战争的残酷性、盲目地追求视听造型的美感，而是在去主角光环、去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观念中，去表现一位位普通红军战士为革命牺牲之崇高、悲壮。

　　抗战“神剧”仍未根除

　　尽管军旅题材影视剧积极守正创新，取得良好的市场反响和社会价值，但纵观其整体生态，仍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过度娱乐化”问题尚未根除。近日国家广电总局发文，要求杜绝抗战“神剧”，摒弃“我方超人化、敌方弱智化”的剧情。虽然针对的是微短剧，但2013年时影视剧也因“手撕鬼子”等“过度娱乐化”现象被警告过，问题今天仍未根除。正常的娱乐是每个人的需要，但是部分资本为了经济利益，一味迎合低级趣味，刻意追求“奇观化”，弃人物行为、情节发展、细节呈现等常识和逻辑于不顾，不断突破“限度”，击穿“底线”。此类作品消解了题材的严肃性，解构了英雄的崇高性、扭曲了历史的真实性，不仅拉低了创作水平，还传播了错误的历史观念。

　　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管理部门的“把关”。首先要把“创作关”，要求影视公司杜绝“神剧”，按照规定对屡犯的进行警告、处罚。其次要把“审核关”，完善影视剧审查内容，除了审查意识形态、技术指标外，还要增加对基本的艺术元素合理性的审查，过滤掉明显不符合艺术基本要求的劣质产品。

　　“叫好不叫座”令人惋惜

　　当下，有的军旅题材影视剧在专业评价层面收获良好口碑，但市场平平，这一现象在电影中更加普遍，《守岛人》便是例证。深入探究，双重因素不容忽视：一方面是部分年轻观众基于过往经验，对军旅题材影视剧存有“只会说教”的刻板印象，因此敬而远之；另一方面是没有做好宣传发行。当今高度碎片化、圈层化的互联网传播格局下，“酒香也怕巷子深”。一些优质军旅题材影视剧的传统宣传发行模式显得力不从心，未能有效触达目标受众，未能将优秀口碑有效转化为市场动能。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抓住青年观众。内容制作层面亟需革新思维，要深入理解当代青年的表达方式与审美偏好，用他们喜欢的叙事节奏、情感表达和视听语言去传达情感、情操，从而消除隔阂，产生共情。《建军大业》就大胆使用有大流量和正能量的明星，加快情节节奏，突出士兵朝气，让青年观众进行自我投射，实现精神对标。其次，需要更新宣发理念，精耕融媒体矩阵和短视频平台，发挥算法积极作用，精准触达受众，加强针对性宣传、营销和发行，让口碑转化为吸引观众入场、驱动票房增长的生产力、竞争力和购买力。

　　要走出国门更要叩开心门

　　很多在国内市场不错、口碑良好的影视剧走不出国门，走不进国际市场，这一现象在军旅题材中更加普遍。除了审美偏好、文化折扣、宣发不力等共性原因外，军旅题材直面的战争（不管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等）作为“政治的延续”，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诠释下，自然不容易被战争另一方所接受；同时，我们战争的正义性及其政治合法性也不允许创作出违背历史事实、解构战争价值的类似美国《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或者韩国《太极旗飘扬》等一类作品。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军旅题材影视剧的出海就没有突破的办法。

　　首先，站在人类现代文明的价值高度去审视战争伦理。我们的战士“能战”，不是“好战”，牺牲生命不是为了破坏和平而是实现和平。例如，《长津湖》中面对重伤的北极熊团团长麦克里安，伍千里为了阻止伍万里开枪，意味深长地说：“有些枪必须开，有些枪可以不开。”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充满人性光辉的亮点。

　　其次，丰富内容，讲述战争年代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救助难民的故事。例如《拉贝日记》《金陵十三钗》《黄石的孩子》等作品，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控诉战争扼杀的人性，揭示“人之为人”的良知。

　　最后，创新类型，通过“军旅+科幻”的类型融合（例如《流浪地球》）建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高位，在共同抵抗外来侵略或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让中国军人与百姓英雄并肩，让国家尊严与人类团结齐名。

　　可见，我们需要高超的智慧，在“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和“铭记战争是为了追求和平”的双重诉求中，既要弘扬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又要传递向前、向上、向未来的理性思考；需要更多的可信、可爱、可敬的艺术形象共情人类的心灵脉动，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走出国门”从来不是空间意义的物理迁移，而是跨越国家的心理抵达。如果中国军旅题材影视剧能打动更多海外观众，完全可以成为沟通世界文明的桥梁和有效路径。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